【明報專訊】2011年的第一個文學獎照例是惹人爭議的耶路撒冷文學獎（Jerusalem Prize），這次得主是英國小說家伊恩．麥克尤恩（Ian McEwan），他照例受到來自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極大壓力，都勸他不要接受這個只有一萬美元獎金的「不義之獎」，可他堅定地說﹕「我當然會去領獎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獎項，我很榮幸加入那些曾經獲獎的作家的行列。」
耶路撒冷文學獎創立於1963年，以往的得主包括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、博爾赫斯（Jorge Luis Borges）、帕斯（Octavio Paz）、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、略薩（Mario Vargas Llosa）、蘇珊．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、阿瑟．米勒（Arthur Miller）、村上春樹等，或者可以說，誰都不甘心放棄這「殿堂級作家俱樂部」的會籍——尤其是在「政治正確」的壓力及「抵制恐嚇」之下。
麥克尤恩與馬丁．艾米斯（Martin Amis）、朱利安．巴恩斯（Julian Barnes）合稱為英國文學界「三劍客」或「三繆斯」，華文讀者對他當然並不陌生，他的短篇小說集如《最初的愛情，最後的儀式》（First Love, Last Rites）、《床笫之間》（In Between the Sheets），長篇小說如《水泥花園》（The Cement Garden）、《只愛陌生人》（The Comfort of Strangers）和《黑犬》（Black Dogs）都已出版了中譯本——只要讀了一遍，讀者都不禁愛上他小說裏的黑暗邊界，都不禁愛上那交織着謊言、背叛、夢幻、亂倫、病態的陰冷（或冷卻了的激情）。
他年輕時有幸參加了批評家馬爾科姆．布雷德伯里（Malcolm Bradbury）開辦的首屆「創意寫作課程」（creative writing course）——那是一項碩士課程，學員不用提交論文，只交文學作品就行了，日裔英語作家石黑一雄正是他的學弟。他這樣憶述年輕時的荒唐歲月﹕「我們吃迷幻蘑菇，服可卡因，在電擊一樣冰水裏裸泳，洗桑拿，玩排球，喝紅酒，並且談論卡達（Jimmy Carter）和龐德（Ezra Pound）。」
「政治正確」的悖論
麥克尤恩決定像蘇珊．桑塔格和村上春樹那樣去領耶路撒冷文學獎﹕「我認為應在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作出區分。這是耶路撒冷書展設的獎，而不是以色列外交部。我希望大家做出區分，而且這是文學。」「我不支持以色列定居點計劃，也不支持哈馬斯（Hamas）……如果定居點計劃不停止，和平永不降臨。我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（Ban Ki-moon）關於中止以色列定居點計劃的呼籲。但我對哈馬斯向以色列沒完沒了發射導彈感到厭煩。」這一點，他倒沒有去年的得主村上春樹那麼聰明。
村上春樹也去了領獎，並且聲言「永遠站在蛋的一邊」，他在領獎時說﹕「有些人甚至警告我，如果我來了，他們將聯合抵制我的書」，「請容許我傳遞一個非常個人的信息」﹕「在又高又堅固的牆和因撞上牆而破碎的蛋之間，我將永遠站在蛋的這一邊」。「是的，不論牆有多正確、或是蛋如何錯得離譜，我將是永遠支持蛋的」。
蘇珊．桑塔格也去了領獎，她在領獎時說﹕「讓其他人，那些名人和政客，居高臨下對我們說話吧；讓他們撒謊吧。如果既做一位作家又做一個公共的聲音可以帶來任何好處的話，那就是作家會把確切表達意見和判斷視為一項困難的責任。」她說﹕「我接受這個獎，是以受傷和受驚的人民的和平與和解的名義。必要的和平。必要的讓步和新安排。必要地放棄陳規俗套。必要地堅持對話。」
這樣說來，耶路撒冷文學獎（Jerusalem Prize）之所以備受國際關注，多少也是拜「政治正確」的壓力所賜，那是一個悖論﹕壓力逾巨大，抵制之聲愈響亮，獲獎作家愈不甘於屈從，愈是要設法犯險，那就愈有助於這個獎項打造成金漆招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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